市，而进城农民工却无法轻易获得城市户籍，也不能享受和城镇市民的同等待遇，如医疗保障权和子女受教育权等。子女就近入学难c城市消费水平高，种种原因使得大多数农民工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老家交由其祖父母或者亲戚抚养。城市—农村的断裂，由此成为了留守儿童社会联结断裂的开端。一对父母为了让孩子将来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摆脱艰苦的农村生活，选择离开他们到外地打工，两个孩子便成为了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孩子放纵自我c沉迷游戏，有部分家长会选择通过手机c微信等通讯工具实时和孩子及其老师沟通，关注孩子在学校的成长。亲子互动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农村孩子的成长，如果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不足，与学校老师缺乏沟通，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也会相应的偏弱，“家庭—学校”的断裂接连而来。一旦家长对孩子的监护力度下降，留守儿童就易产生学习效率低下c学习目的不清甚至厌学的状况。当家长不能完成对于孩子教育问题的基本监管时，学校教育理应弥补上这个缺失，可实际上，农村教育设施落后，人力与物力资源缺乏，一个班主任通常要管几十个学生，没有精力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和情绪。留守儿童在原生家庭中的归属感，因为父母的缺位而被人为地弱化，当他们自然而然把这种归属感转移到学校和老师身上时，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极易让其产生挫败感和迷茫情绪。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遗忘的断裂时代。现在，乡村的孩子大多在城市—乡村和家庭—学校这两大断裂带上艰难地抉择，自己是要勇敢面对，还是消极逃避，勇敢面对者或者还能像刘媛媛那样成为北大才女，面对镜头向亿万中国人讲述自己寒门贵子的经历，而消极逃避者只能扣动着那块透着莹莹绿光的屏幕，却不知道也不愿意想象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当然，手机游戏并不一定就是洪水猛兽，学者王磊光就认为手机对于缓解农村原子化危机有好处，计划生育和农民工大量进城导致中国农村的原子化状况尤为严重，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原有的集体性文化活动也消失殆尽，大人们很少再走家串户c举办大型宗族祭祀活动，小孩子们也不再一起爬树掏蛋下河捞鱼。手机为孩子们参加集体性活动提供了机会，成了孩子们沟通交流的媒介和渠道。唯有重新创造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生活，才有可能将孩子从手机中解放出来。这些年来，家长和社会也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手机游戏上面，设立游戏分级制度，设置防沉迷系统，由远程的家长监测孩子的上网打游戏情况，随时对孩子进行管教。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手机依赖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学业c生活的负面作用。但在电子竞技已经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现代社会，一味地妖魔化网络游戏也是不可取的。游戏工业在农村孩子手机上瘾的过程中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穷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关键在于乡村教育环境的变迁，而不是电子产品或游戏本身的问题。孩子沉溺手机和游戏，主要是教育c家庭c环境影响等问题。相比起富人，穷人更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这样的调查结果很容易使人陷入阶层固化的紧张情绪之中，是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是不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隔阂早已为我们划分了社会阶层？也许，你们觉得我说的有些多了，也许我类似的担忧实在不宜过度。真的，是不是有些可笑呀。”

    “金枝，你是有些激动了。”晓涵笑到，“你是不是对于玩手机，特别敏感？金枝，如果按照心理学来分析的话，你可能见网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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