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已述，中国的超大规模人口，在古代社会也面临周期性的流民动荡之威胁。尤其是在传统帝国的后期，过剩的人口扼杀掉了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中国经济陷入内卷化的状态，结果只有外延型增长，没有内涵型增长，终将面临更加严重的流民威胁。但是，过剩人口只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构成严重的问题，一旦中国加入开放经济，在其能够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的前提下，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反将构成中国的巨大竞争优势。<spass="mark" title="参见本第五章第一节第一小节的相关论述。">

    晚清以来，中国一直苦于无法完成自我整合，一方面无法真正解决流民问题，一方面其廉价劳动力只能流散到世界上去，为他人所用，这段历史催生了庞大的海外华人世界。经历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国终于完成了自我整合，重新加入世界市场，早年流散出去的海外华人在这时成了反哺中国的重要力量，其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庞大的人口规模至此终于转化为中国的竞争优势。

    中国的流民问题在世界市场这个背景下获得了解决，与此相应的是第三世界更严重的流民化。中国举世无双的生产成本控制能力，使其低成本制成品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甚至出现在非洲国家最偏远的地摊上。<spass="mark" title="笔者曾在非洲国家的偏远地摊上见到当地人在贩卖中国生产的包、拖鞋等，这意味着这些低技术含量、低价值的产品从中国运过来也比本地生产要更划算，这是极具深意的现象。">东南亚被整合到中国的供应链络当中，另当别论。原本还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艰难努力的第三世界诸国，遇到了无法应对的挑战，其工业多半失败；而其社会结构在努力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被改变，进城的人无法获得就业，又不愿再回到乡下去，传统乡村的基层社会也遭遇着更大的冲击；经济上的一系列困境更令财政陷于困窘，国家能力大幅下降，秩序开始溃败。实际上，在“中心——边缘”的结构下，它们的工业化努力本来也很有可能失败，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基本没有成功的；但当下的失败，伴随着世界经济秩序的变迁，便更引人注目。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流民化。这在有些地方会令国家陷入毒品经济、黑帮经济，有些地方还会再叠加上“文明的冲突”中各种宗教性的动员效应，导致今天世界上的一系列动荡。

    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中国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特殊的责任。作为世界性的国家，中国的利益也是世界性的，倘若中国放任无视世界经济秩序变迁的这些外部效应，则第三世界的流民也必将反噬中国自身，中国的海外利益将严重受损，中国内部也可能遭遇到特殊困境。因此，世界主义的精神转向也成为中国保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必须，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便到了一个必须被突破的阶段。

    <spass="bold">2.从“生产的政治”到“分配的政治”的转型

    世界主义的转向，需要我们对于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逻辑及其未来走向的可能性有所判断。现代世界秩序的拓展是在英美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导下展开的，英美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具有浓重的清教色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经济伦理正面临着挑战。这至少有两方面意涵。

    第一，清教伦理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不断发展的前提，是有一个远远大于该清教经济体的市场存在。因为，清教伦理用严苛的道德标准要求信徒，他们必须努力工作以荣耀上帝，这是一种宗教责任；同时又必须生活节俭，否则努力工作只不过是被奢侈生活的物欲所激励，背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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