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内外通贯的关系，世界秩序成为其内政秩序的某种外化，如此才不至于内政与外交之间扞格不入，无法执行一贯的政策。更进一步，在内政方面，还要能够形成有效的动员机制，将民意基础整合为政策表达，形成国家内部的合力。就精神要素而言，领导性国家要能够秉持一种超越本国之上、表达出时代精神的普遍性价值追求，以此为其所支撑的世界秩序进行伦理辩护，使得该秩序成为可欲的，从而在维护该秩序方面形成某种国际共识。在具体的国际政治实践中，领导性国家的国家利益一定是通过这个普遍主义秩序而实现的，也只有通过该普遍主义秩序，才能最大化其国家利益。

    由于领导性国家所支撑秩序的开放性，挑战者可以在其给定的秩序中成长起来，于是领导性国家可能会更迭。挑战者国家一定是先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领导性、构成性力量，在经济层面上具备世界主义品性。经济的成长通常伴随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是个关键的时候，如果该国在这一阶段能够完成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我们可称之为精神解放，亦即在精神层面上完成对本国的超越，便有可能成为全面的领导性国家。如果它无法实现精神层面的自我超越，最终可能会在民族主义的激动之中，走向四面树敌的状态，甚至走向毁灭。实力与理想两个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伴随于该国制度的逐渐调整，从内政层面的民意整合机制的建立，到内政秩序与国际秩序的通贯性的形成，最终成为真正的新科领导性国家。

    <spass="bold">二、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

    地理大发现以来，穿插于世界秩序变迁的有海上争霸和陆地争霸两条线索。海上争霸是塑造全球秩序的主线，陆地争霸则是塑造区域秩序的主线。这两种霸权不只是地缘不同，更是在其生存原则上内蕴着深刻的差别。简单来说，海洋霸主所建立的必须是自由秩序，陆地霸主则不一定。

    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提出，不同于陆地，由于海洋无法被“实际占有”，从而不能在上面设置主权，故“大海不识主权者”，它只能作为全人类的“共有物”存在，海洋天然是自由的；而贸易自由属于自然法，贸易权不能被哪个国家所垄断，自由的海洋因此也天然是为自由贸易敞开的。<spass="mark" title="参见［荷］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

    这里蕴含着海权的两个基本逻辑。一个逻辑是，任何试图将海洋（公海）进行垄断封闭的努力，都只能落于失败。海面上无法设置隘口，无法设定边界，试图封闭海洋的国家只能依靠自己舰队不间断、无缝隙的巡航。但海洋过于广袤，这种巡航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大航海的先行者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曾试图封闭海洋，但这既会因无缝隙巡航之累难以维系，也会因为政策无法落实而威信丧尽，最后败下阵来。之后所有的海洋霸主都采取了海洋自由的政策。另一个逻辑是，海权只能是独霸的。陆地上可以设置防御阵地，可能出现相持战，对峙双方相持不下划界而治；公海上无法设置防御阵地，从而不存在相持战，一旦在公海上打起来必定是歼灭战，歼灭掉敌方的远洋力量，将其还原为近海防御的力量。因此，公海上是独霸的结构，任何海上多强的结构都只是不稳定的过渡阶段而非常态，但这种过渡阶段可能预示着某种霸权转移过程。海战对于国家财政能力的需求是相当高的，这导致只有岛国才能作为海洋霸主存在，因其无须再供养一支庞大的陆军，其在海军建设方面的财政自由度是最高的。

    公海联通全球，这个独霸的海洋霸主也必定是一个全球霸主国家；但是由于海洋的自由本性，这个国家对于海洋的垄断实则是对于海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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