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也做过。但是，受主管部门的影响较大。救灾工作很紧张，因为时间就是生命，群众受灾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吃喝拉撒问题，迟了就毫无意义。迟到的援助还不如不做，在别人之后做，就不是救灾，而是发放福利了。”

    “比如会咋样？”警官好奇地问。

    “说不定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因为对干部分配的不公，对资源的占有地位，不愿意和普通人分享等原因，借此机会打翻身仗，给救援人员造成麻烦，简单说，可能会出现哄抢救援物资的现象，因为灾民认为，既然是救灾物资，大家都受灾了，这些物资是爱心人士捐赠，或者是国家拨款购买的，发福利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做到不偏不倚，如果耍特权，大家都有可能耍不要脸，不会你的东西，你利用手里的权力多占多要，那怎么行，人人都应该起而诛之，还给大家公道，哄抢物资没有什么违法不违法，况且有法不责众之说，还怕什么怕？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经验之谈。”季柯南声情并茂地说。

    “嗯，那倒不假。”警官说。

    ‘’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说火星基金会要做救灾项目，所以，可以暂时不再细述有关问题。总之一句话，救灾工作，小一点的民间机构不宜去做，除非像乐施会那样有专门的一些设施c基地和人员，其它ng一组织要做，最好和当地的zf合作，用尽当地人力资源，不能单打独斗，否则，后果一定很惨。不仅爱心被误解，反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后续工作更难开展。”季柯南说。

    “看来事业很崇高。”警官斜着眼睛说。

    “说到发展工作，也是他们一线工作人员的强项。但是，社会不断往前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层出不穷，山区村民得到的实惠大多来自zf，他们作为民间慈善机构，援助款项数额有限。但是，他们所做的，花小钱，办实事，钱落到实处，村民得到实在的好处，当然欢迎他们。”季柯南又说。

    “我也欢迎。”警官说。

    “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也面临许多的考验。主要的困难就是，人力资源不够，村民中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的居多，留在家里的是一些老弱病残，想要做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却找不到人。最后，只有让没劳力的出资，请近处的短工人员来做。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现实，我们在农村做硬件的基础设施的项目就要有所改变。否则，就达不到他们的目的，比方说，想让老百姓提升能力，留守老人和孩童，以及病残人员，他们村民的能力怎样提升呢？他们能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什么果效呢？这些都值得季柯南他们思索。”季柯南自豪地说。

    “看来你没事，干嘛要来这里？”警官好奇地问。

    “火星基金会高层也要考虑，怎样来设计他们的新项目，使项目更能满足村民的需要，解决他们想解决却无法解决的问题。针对zf在村里无法解决的项目，他们在设计项目时，就要给予充分的考虑。zf做基础设施和硬件项目的资源比他们丰富，但是在做软件方面就不如他们。他们要扬长避短，发挥他们的特长，把工作做得更细，做得更好，让村民c村干c当地zf和慈善机构，更重要的是使捐款人满意。说到机构性质，我们们不能本末倒置，弄清楚我们的非营利的本质是最重要的，否则，机构的性质一变，就没了优势，将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将要失去捐款人的捐助，并且影响深远，包括以后的筹款将要大打折扣，因为现在的人都不傻，都可能上网查询信息，很容易就会查到机构在哪里，在做什么。”季柯南说。

    “是的，现在网络很发达。”警官说。

    “因为既然是非营利机构，就不能去开公司赚钱，所赚的钱用来做项目也很有限，这将导致关闭一些捐助渠道。因为捐款人会很自然地考虑，哦，我们不需要捐款人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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