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那年我12岁，无忧无虑的年纪。那时的我喜欢骑着脚踏车和路边的小树招手，没事陪爷爷家的老黄牛聊天，带着我家那只长得像狼却被唤作“狐狸”的大蠢狗去田地里撒欢，偶尔也会和村里的小伙伴去村边的小河里去抓鱼或者掏螃蟹。那时候我生活的村庄大部分还是错落有致的瓦房，不似现在虽然都是整整齐齐的三层洋楼，看似整洁，却空洞的如同站立的大盒子，毫无生气。

    我是个“留守儿童”（父母不在家，由爷爷奶奶代管的小孩），从小在农村长大，那时候小学是5年制的，自我记事到小学毕业，我就没有离开村庄超过两公里。一直到我到了上中学的年龄，父母不得不把我送到镇上去读书，我才算离开了我那贫穷却温馨的小村庄。

    集镇离我居住的村庄并不远，4公里的路程。那时候村与村之间的道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走上去深一脚浅一脚的，加上周围都是庄稼和土坟堆，行走其间，异常恐怖。于是，父母思虑再三，又把我寄宿在一个亲戚家里。就这样我开始了初中三年的求学生涯。

    2003年，中考结束，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连续几个月的紧张复习备考状态终于解除。本以为可以疯狂的玩几天，但是由于那段时间“非典”疫情紧急状态还没有完全解除，考试结束后老师们再三嘱咐我们，不可以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公共场所最好都不要去。我们班本就是一群听话的孩子，那年暑假我们都老老实实的呆在家里。而就在那次分别之后，有些人，直到现在，我们再也没有遇到过。

    中考成绩很快就下发到我们这些辛辛学子的手中，那年由于“非典”疫情，取消了理化试验和体育加试，这对于我们这些乡镇中学的学生是十分有利的。所以我们齐园镇中学初三（实验班）破天荒有七个人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我是其中之一），这可以说打破了本镇5年来的历史记录，班主任高兴得挨个打电话让我们七个人早上八点半去齐园中学初三（实验）班教室等他。

    那天我去的很早，七点十分左右我就到达了学校。由于放假的缘故，学校静悄悄的，大门紧闭，一个人都没有。我看看四周没人，于是把袖子一捋，卷起裤脚，爬门翻身进了校园。七月的朝阳透过树缝凌冽的照进校园内，早起的蝉儿“吱吱吱”的叫着，往日与同学们戏耍的小道上长满了杂草，旗杆上的五星红旗也有气无力的轻轻舒展着。我穿过花廊，顺着楼梯一口气爬到三楼的初三（实验班），熟练的拉开教室中间面向走廊的窗户，右手一撑身体，翻身进屋，顺手拉开板凳就一屁股坐下，抬头一看，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是他，岳丘山。

    岳丘山似乎没有觉察到我的突然进入，依旧在离我两排距离的位置上坐得笔直，好像整间教室就他自己一样。我的心“突突突”猛烈跳着。他依旧穿着平时爱穿的白衬衫，留着板寸头，坐姿一如他上课时候的端庄。看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我多想告诉他，我可能不会和他一起去昌隆一中了。这时我耳朵里传来父母近乎恳求的声音：“青青，爸爸妈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也知道你多么想上高中，可是爸爸妈妈实在不放心啊。先不说高中学习压力那么大，你成绩又不太稳定。你又长那么漂亮，你伯伯这两年经常打电话说，你天天上学都有小男孩跟着，小男孩写的情书，他都收了好几封，你一个人去昌隆上高中，万一”想到这里，我的心猛烈的疼了一下。我知道父母不让我上高中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我哥哥不同意。父母不同意我可以反抗，但是我哥哥不同意，我是连反抗都不行的。我哥哥是个被宠坏又极度自私的人，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父母花重金人托人的把他送到昌隆最好的小学，并为了他的生活起居，又花重金安排他寄居在昌隆县一个远门亲戚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哥哥为什么那么强烈的反对我去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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