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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鲁中南报》刊登快板书《见面》：

    太阳出来红彤彤，

    满地白霜无迹踪。

    一夜行军一百二，

    前面来到永城东。

    追上主力老大哥，

    一见就像亲兄弟。

    相亲相爱把手拉，

    满脸喜得笑融融。

    同志说：

    “你们送面又送米，

    保证前线大胜利，

    跋山涉水多辛苦，

    可得好好把功评。”

    民工都说：“别客气，

    论功同志数第一。

    不管民工和主力，

    打仗支前都是为自己，

    彻底消灭蒋介石，

    争取全国大胜利！”

    一位五十五岁的支前担架队员离开家乡已经一个多月了。黄淮大平原上，冬天清寒湿冷，老担架队员再一次转运伤员回到民工营地后，眼睛里布满血丝。急救所长给他量了体温，摄氏三十九度半。急救所长很吃惊，因为这位老担架队员每天都像年轻人一样跑很远的路，从没有听他说过哪里不舒服。急救所长要求他全面检查一下，脱下他用布条缠着的鞋子，才发现他的双脚已经红肿，十个脚趾完全溃烂，渗着脓水。急救所长要求老担架队员立即住院治疗，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慢慢走回民工住的草棚里，在铺草上躺了下来。

    在担架队里，没人知道他的身世，甚至不清楚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穷苦的老汉。

    一个月前，解放军的大部队到达淮海战场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住进村庄里最贫苦的一位老汉家里，那阵子官兵们都亲热地叫他“老大爷”。老汉听村里人私下里议论过，说穷人的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当了积极分子的那帮穷哥们儿，帮着工作队建立民兵武装，帮着村干部斗地主分田地。他们把他领到地主家的地头，说这块好田从此归他了。他从十六岁起就在这块地里干活，熟悉这块地里的每一粒泥土，那天，他手里攥着一张很大的地契，在地头上蹲了大半天，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又总怕梦醒时地没了。解放军的战役打响了，村里组织支前队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已经准备妥当：身上穿的是从地主家的箱子里翻出来的新棉袄新棉裤，脚上是工作队分给他的一双厚实的黑布鞋，腰间系了一条很宽的布带子，上面插着支烟袋，挂着一只碗，还斜背着一条米袋子。他扎的绳索担架床很结实，上面铺着一张狗皮以及一件高粱叶和茅草混编的蓑衣。村干部和工作队的同志都说前边敌人的子弹不长眼睛，劝他在家里好好种自己的地。他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他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土地，也不会穿上一件新棉衣。最后，他被编入从二线救护站往后方急救所转运伤员的担架队。这可不是个轻松的活儿，早上天不亮就从营地出发，天黑了才能回来。他抬担架抬得仔细，天黑路滑，他一步步走得很小心，生怕担架上受伤的同志再受一点疼。遇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他就整个人趴在伤员身上。他从家里带出来的那只碗，成了伤员的尿壶和便盆，他把碗伸进担架上的棉被里时总是说：“孩子！大爷接着呢！大爷不嫌弃！”要是遇到重伤员，他和他的同伴走再多的路都不歇脚，抬到急救所的时候，他总是坐在地上喘粗气。他脚上的那双黑布鞋早就磨烂了，脚上的血和泥土粘在一起，已经没有了脚的模样。在铺草上昏沉沉地躺了三天后，老汉听见身边的乡亲们说，队伍在前边打了大胜仗，上级决定这支担架队的队员复员回家。他爬起来就走。急救所长让他留下来治疗，他怎么也不愿意，说心里一直惦记着分给他的那块地。急救所长赶忙去给他找药，回来的时候发现老汉已经走了。

    从前线走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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