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瞻仰中山陵时发生了一件事，它是我遇到的最大的教育挑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我们一行五十多人来到中山陵。想办法让小孩逃票是中国人的一种恶习，这种恶习从小为孩子的心灵种下破坏制度的种子。入场时，同来的六c七个孩子趁人不注意，从铁栏杆底下钻进去，王喜乐发现这个情况，他迅速跑过去站在铁栏杆外大喊那几个孩子的名字让他们出来。当时游人很多，管理人员不可能知道钻进去的是哪个孩子。做贼心虚，是人共有的心理。那几个孩子被王喜乐喊了回来。当时，我叫王喜乐别喊了，他好象着了魔根本听不进我的话。这样，那几个孩子花去几百元的门票钱。大人们对王喜乐的行为又气又可笑。一位很有资格的老教师说道：

    “王喜乐，这些钱我们大吃一顿多好，看你闹的。”

    当时我也很生气，一边用眼瞪着儿子，一边用手指点着他的头，正思谋说点什么话。

    我的语音未出，王喜乐到先生气地说：“爸爸，你不是经常教育我要诚实，要有遵守规则的精神，他们违返了规定，我去制止难到错了吗？”

    王喜乐的话像在四面楚歌的境地里，又投入了一枚重磅炸弹。我感到有股极强的冲击波向我冲来，这是关系到孩子终身意识形态的大问题，我必须马上作出正确的回答，绝无退路。我的体温直线上升身上的汗直往下流，大脑在高速运转，却对这个尖锐的问题没一点思路。我感到心头慌慌的，头有些发晕，身体也好像有些不听使唤。

    “爸爸，你怎么了，生我的气了，我真的错了吗？”儿子轻声问。

    “喜乐，你没错，做的很对，但确有不妥之处，”我说道，“你这个问题太好太尖锐了，爸爸从未遇到过这么大的挑战，一下身上感到有种很大的压力，好像没有能力回答你的问题。”

    “爸爸，不好回答就算了，我再也不那样了，您的脸色都变了，咱们先去那坐一坐。”儿子关切地说。

    过了一阵，旅游团的人聚齐了，该往前走了。妻子因孩子的事，被大家的言语搞得心里很不痛快。妻子叫我跟上导游，而我这时极想独处一会，与儿子走得非常慢。妻子不耐烦地反复催说跟不上导游的解说能知道啥那不是白跑一趟吗？说的我心里直发毛，最后与妻子吵了几句。妻子气急了，说：“王健华，以后别想让我跟你出门了，与你转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妻子气乎乎地走了，她极端的举动却给了我一点启示。我说：“喜乐，你一个人先跟上妈妈往前走，到中山陵的顶上爸爸一定能回答你的问题。”

    王喜乐走了，妻子气乎乎的极端方式却我的思维推向变通：儿子的举动单从道德上讲绝对正确，但从自然角度看违背了对立共生原则。生活中若每件事都把道德放到第一位那创业需要帮手时，自己就会落个“孤家寡人”境地，因为绝对道德集于一身结果就是“水清无鱼”，因为人是理性与兽性的结合体，善恶性质不同的人担当不同的事，事物才能获得平衡。人类社会，谁都必须承认善恶并存是种完美，谁都必须承认善恶完美于一身的人并不存在，而完美就像白天与黑夜融那样虽为一体但界线分明。问题是，怎样教人识别善恶界线并利用它做好事，是个很不简单的教育进化过程。

    早在2000年前，司马迁用他那如神之笔，生动地揭示说实话的君子项羽要败于说谎话的流氓刘邦。即使我们伟大领袖毛伟人，他在长征路上看到战利品中有他最喜欢的《水浒传》时，也是“厚着脸皮“在周总理的注视下，像小孩子那般不好意思地把书拿走了吗!世上每个人有优点也有弱点，所以对孩子的诚实教育走向了极端，实际上对他的成长极为不利，毕竟社会生活早以证实“说老实话不吃亏“的教导是不合实际的，而且有伦理和理论上的缺陷。若不为吃亏而说实话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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