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有一定的耳目，甚至能直通皇帝，能知道宫中的事情，能知道京城不少事情，那都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张维贤的能力有多强。

    因为英国公府世代都与皇家关系很亲近，世世代代下来，英国公府自然有不少耳目。

    朱棣执政的明代永乐朝，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洪熙、宣德两朝，有郑和七下西洋，应该是一个对外非常开放的时代。

    然而，永乐朝的海禁实际上格外严格。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平头船无法远洋航行，朱明王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来达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见成祖的防范之心何等坚决。

    甚至对于洪武及建文时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绝不放过。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俊，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乐五年，郑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峡附近的旧港，就剿灭了拒不归就的陈祖义海商势力。

    永乐五年，1405年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后所设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区内也坚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诏书中，成祖申明“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豁番货，违者依律治罪。”

    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永乐末年私人下海贸易的情况开始多起来。

    就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刚回到京师，宣宗即下令申严海禁：“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搜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比者已有擒获，各有犯者许诸人首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一体治罪。”

    如此严格的海禁，绝非防控海盗和危险分子所能解释的。

    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规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如此严格地实行海禁。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亦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赏赐诸国，以求朝贡的目的。但是当诸国前来朝贡时，顺带进行的贸易无疑是互惠互利的。

    进行海禁，压制限止私人海贸，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收取其利，与汉代的盐铁官营一个性质。

    宋元两朝海贸极为发达，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税、逃税，贸易量巨大的同时，国家获利甚少。

    因此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直到明朝，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过度重商，也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限制了粮食最高产量。

    元末人口不到9000万，就因为人口饱和而爆发大型农民起义，以至于灭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业的作用，更知道商业的害处。明代的抑商政策，包含许多保护商业的条文，绝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将商业的额度控制在一个最恰当的范围之内。

    为了从有限的商业份额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官营海贸是王朝初期较佳的选择，而海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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